郑红（中国长春人 ）
日本横滨山手中华学校教师
移居日本25年
来日前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任教。日本工业大学留学生别科留学，后进入横滨山手中华学校任教至今。曾任日本中文报纸东方时报东瀛漫谈专栏作者、与中文导报联合发起“我家老照片”征文活动。
《日本生活二三事》第43篇
我来日本留学那一年，正赶上我家孩子上小学。当时不能带孩子一起来，只好把他留给了姥姥。所以孩子上学到底都做了什么准备，我这个当妈的，确实什么都不知道，觉得特别亏欠孩子，也对不起妈妈。
因此，在日本每到新学期时，看到日本妈妈们为了入学的孩子，做着各种各样的准备，就特别羡慕。但羡慕的同时又有疑问，真的有必要这样吗?
因为日本的新学年从四月开始，但到了早春二月，许多家长就开始为孩子的入学做准备了。
尽管疫情当前，学校都纷纷推迟开学时间，但妈妈们得时刻准备着，期待疫情快快过去，新学期早日到来。
别的不说，这次先聊一聊“写名字”的事儿吧。
生活在日本，一个人到底有多少名字要写，要下些怎样的工夫呢？写上名字的意义在哪儿呢？
自由媒体人坂本景依子女士有三个孩子，大的上高中了，小的在幼儿园。从孩子上幼儿园开始，她就被要求在孩子的所有物品上，写上孩子的名字。到了小学一年级也是一样，每样东西都要写上名字。
孩子经历的每个阶段 ：长大、入园、上学，原本应该好好感觉孩子成长欣喜的她，都被这项繁杂的“劳动”给冲淡了，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与名字苦斗。
从孩子的校服到体育服；从校外鞋到室内鞋、操场鞋；从一根根的铅笔到铅笔盒；从学数学用到的小棒、小花，到美术手工的蜡笔、胶水、剪刀等等，不计其数。
虽然可以用电脑设计孩子专属的图案，打印成贴纸，贴在孩子物品上会比较快捷，但手写好像更能体现出，母亲对孩子倾注的感情与爱心。可是数学小棒一根只有一两厘米，想用贴纸是痴心妄想，只能一根根手写。
景依子女士的大儿子和大女儿上学时装鞋的袋子，都是她自己用缝纫机做的，名字写在带胶的布上，然后熨上去。等小儿子上学时，她因工作，没时间手工制作，就买了名字的印章盖上去。印章其实很方便，以后也用得着。
在为孩子准备这些的过程中，作为一个母亲，百感交集，有时感受到孩子成长的喜悦，“啊，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已经到了该用这些文具的年龄了”。有时也有“太麻烦啦”的苦恼。
表示名字的方法有很多，贴纸、印章、胶带...应有尽有。可以去网购专用贴纸，也可以去印刷店定做。
东急手创馆（是日本一家专门售卖DIY用品的连锁居家生活百货公司）就设有做贴纸的机器。现场就可以做名字贴纸、做肖像画、做插图设计...所有都是你的专属定制。
一张贴纸上可以做出82个大小不一的贴纸，印一份800日元。而且不怕洗碗机、不怕微波炉，也就是说，贴在饭盒上也没问题。
同时，这家店还举办印章定做活动，字体、图案应有尽有。
印油有水性和油性两种，只要有一个印章，不管是衣服等布质地，还是杯子等树脂制品，都可以一印即成。
小学入学前所有的物品，都要有名字，到底有多少呢？数学用品“数图积木”、“数数棒”、“计算卡”等，胶水、剪刀、16色蜡笔、15色彩笔、数数棒有100根、计算卡有240张。这些每一根、每一张都要有名字。
理由是，如果东西掉了、丢了以后，被捡到会知道是谁的，马上还给本人。另外重要的原因是，培养孩子自我管理意识，爱护物品的品德。
除了对孩子有好处，对家长也是。家长在写名字的过程中，通过对话让孩子了解用什么学习用品、怎么用，从而引起孩子对学习的兴趣，提高孩子的学习意识。
日本的私立学校或有些公立学校学生，一切用品都是统一的，为了不造成混乱，写名字是必要的。
有人呼吁“从写名字的繁琐劳动中，解放出来吧”。
东京学艺大学副教授小西公大先生，3年前他的女儿上小学了，在女儿入学前，他和妻子花了二天时间，甚至熬夜，给孩子的用品写名字、贴名字。对于玻璃材质的数学小花，贴上名字后容易脱落，还要在上面贴一层保护胶带。带帽的笔，不仅笔上要有名字，笔帽上也要有名字。准备到最后都快疯了。
教育已经进入数字化，可以利用APP学习加减乘除的时代，还要这么繁琐的准备，是不是太落后了？
小西先生认为：日本明治以后，虽然近代的个人主义思潮影响深入，但集团的规律性、均质性仍被重视，个体在集团中的行动仍被重视。“写名字是为了确定自己的东西所属，避免他人带来的压力，或给他人造成麻烦”。
日本虽追随欧美，但在培养个体意识上，更重视团体意识的培养。“物品是与他人产生沟通行为的媒介，写名字会将交流的萌芽扼杀掉。笔帽掉了找个别的代替也未尝不可，都要写上名字，好像超出了珍惜自己东西的范畴。”
小西先生将“对写名字的疑问”登在了网上引起了热议。现如今职场工作形态发生了新的变化，共享办公室、无隔断办公室等，共享共生的形态已成为趋势。要进行适应时代发展的教育，才是大势所趋。
那中国的妈妈们在孩子入学前，都做些什么准备呢？我错过了这一难得的经历，至今仍觉得遗憾，但我也真不想像日本妈妈们那样，为写名字所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