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思想对中国传统园林的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传统园林的选址、园林规划布局、园林植物的种植培植、园林借对点补组景手法、水口园林等，都是从风水理论中借鉴和变化而来的。
风水，又名堪舆、相地术、阴阳术、青乌术和青囊术，是中国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其主要内容是如何确立民居、村落和坟墓的位置、布局、朝向，以求为自己和后代获得好运的理论和方法。它是中国古代人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中总结而成的关于“环境选择”的学问。近十多年来风水理论研究不断升温，在建筑学、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显著。但风水对中国传统造园理论的影响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这正是风水理论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内容之一，也是中国传统园林理论研究中必须涉及的重要问题，对今天的园林建设及保护工作也极具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敬请方家指正。
一、园林选址
园林选址是造园的首要工作，也就是“相地”，进行造园前的园林环境选择。中国传统园林的选址理论无疑受风水理论的支配和影响，深得其精要。北宋时著名皇家园林“艮岳”的选址就是按风水理论来进行的。南宋张淏《艮岳记》记载宋徽宗刚登上皇位时，没有皇子，于是询问擅长风水的堪舆家，言“京城东北隅，地协堪舆，但形势稍下，倘少增高之，则皇嗣繁衍矣。”[1]八卦中东北方为“艮”，据《易经》，“艮”与子孙宗族的兴旺相关。由低变高，唯一的办法是筑山，一座以堆山为主的皇家园林开始兴筑，精于绘画的宋徽宗亲自规划，园成题名“艮岳”，并引开封城中的景龙江水入园，使之成为一座具有诗情画意的山水园林。
从明代造园理论巨著《园冶》书中关于园林选址（相地）的理论，可以看出风水思想的影响，书中写道：“园基不拘方向，地势自有高低；涉门成趣，得景随形，或傍山林，欲通河沼。探奇近郭，远往来之通衢；选胜落村，藉参差之深树。村庄眺野，城市便家。新筑易乎开基，袛可载杨移竹；旧园妙于翻造，自然古木繁花。如方如园，似扁似曲；如长弯而环壁，似扁阔以铺云。高方欲就亭台，低凹可开池沼；卜筑贵从水面，立基先就源头，疏源之去由，察水之来历。……架桥通隔水，别馆堪图；聚石垒围墙，居山可擬。……相地合宜，构园得体。”[2]从这些文字可知，园林选址是因地制宜，依地势高低曲直布置园内景致；依山带水，以山水为基本结构，山因水活，水随山转；遵从风水理论厌宅“卜筑”的原则，选择一种“天时、地利、人和”的理想环境，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园冶》在“相地”过程中把造园地分为山林地、城市地、村庄地、郊野地、傍宅地、江湖地六种类型，尤以山林地、村庄地、郊野地受风水思想影响最深，最能体现风水理论的环境景观要求。如山林地：“园地惟山林最胜。有高有凹，有曲有深，有峻而悬，有平而坦，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工。入奥疏源，就低凿水，搜土开其穴麓，培山接以房廊。……槛逗几番花信，门弯一带溪流，竹里通幽，松寮隐僻，……千峦环翠，万壑流青。”村庄地：“古之乐田园者，居于田亩之中；今耽丘壑者，选村庄之胜，团团篱落，处处桑麻；凿水为濠，挑堤种柳；门楼知稼，廊庑连芸。约十亩之基，须开池者三，曲折有情，疏源正可；余七分之地，为垒者四，包卑无论，载竹相宜。”郊野地：“郊野择地，致乎平冈曲坞，叠陇乔林，水浚通源，桥横跨水，去城不数里，而往来可以任意，若为快也。谅地势之崎岖，得基局之大小，围之版筑，构擬习池。开荒欲引长流，摘景全留杂树。……月阴清微，屋绕梅余种竹；似多幽趣，更入深情。两三间曲尽春藏，一二处堪为暑避。”[3]可见，这三种园林地的选址都讲究利用天然环境，山环水绕，幽曲有情，能体现“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工”的园林景观的特点，这正同中国风水思想所极力追求的理想环境相一致。《园冶》书“相地”的许多方法源自于风水理论的“相地”方法，如“卜筑”、“千峦环翠，万壑流青”、“开池垒山”以及“依乎平冈曲坞”（近似于风水地中的马蹄形凹地）等。
中国古代造园家们在进行园林选址（相地）时都以风水思想为指导。清乾隆时曾在圆明园内作画的法国传教士韩国英（P·PierreMartial）记载了当时一位造园哲匠刘舟关于园林选址意象的叙述：“他们首先追求的是空气新鲜，朝向良好，土地肥沃；浅冈长阜，平板深壑，澄湖急湍，都要搭配得好；他们希望北面有一座山可以挡风，夏季招来凉意，有泉脉下注，天际远景有个悦目的收束，一年四季都可以返照第一道和末一道光线。”[4]则清晰地显示了风水的美学思想。清代档案记载，世代供职于皇家建筑规划设计事务的建筑世家样式雷，每有宫苑、陵寝等设计规划，都要与钦派风水官员同赴实地相度风水，还要绘制专门的风水地势画样。[5]清代北京著名的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今颐和园）、畅春园和圆明园等大型皇家园林，显然是以风水思想作为选址（相地）机理的。类似例子在私家园林的建造中不胜枚举，因为私家园林大都是园、宅一体，私家园林选址受风水思想的支配实属当然。
由上所见，中国传统园林的选址都受风水思想的影响和指导。过去人们对中国传统园林理论的评价和研究，多是从诗画的角度，借用古代画论、文论的诸多论说；而很少取风水理论的，以致于不能全面解释传统园林的造园艺术。
二、园林规划
风水地是“精之所聚，气之所蓄”的地方，其自然景观常因“灵气所钟”而显得“山吉水秀”，成为风景优美之地。园林是帝王、望族、名人雅士们采用移景于庭、聚景于园的手法建造，是对自然景观的微缩或再创造，追求“幽曲奇巧”的山水环境。可见园林和风水的共同特点都追求一种幽曲有情的理想山水环境；不同点仅在于：风水以自然天成的环境为主，而园林只是以自然天成的环境为基础或加以人工修造，得到宛若天成的景观效果。所以古代园林的规划布局、修造无不受到风水思想的深刻影响。
王维是盛唐著名的诗人画家，深受禅宗佛理的影响，追求一种怡然超脱的山水环境，晚年得宋之问的蓝田山庄，有辋川绕于舍下，依山傍水。他因地制宜，巧妙利用大自然的山水景观，精心规划布局，构建华子冈、竹里馆、孟城坳、辛夷坞等园林胜景二十处，名辋川别业。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说，王维在京都千福寺所作的壁画《辋川图》是“山谷郁盘，云飞水动，意出尘外。”从王维诗作《辋川集》和历代临摹其作《辋川图》，可知是一个背山面水、三面青山环抱的幽静山水环境，这同风水思想中的理想环境是一致的，显然他对园景规划布局正是以风水思想为其机理的。清代北京大型皇家园林颐和园在全园的规划意向上，建有许多大体量大尺度的宗教建筑，居于园景的重要控制点或全园的构图中心，如以佛香阁、须弥灵境作为构图中心控制了万寿山、昆明湖和颐和园的全园。这种规划的意象正是风水思想中形势说“积形成势”、“聚巧形而展势”理论的灵活巧妙运用，从总体上丰富了全园的景物与功能内容。著名园林大师陈从周先生1958年撰文比较南京中山风景区的明孝陵景区和中山陵景区的园林环境规划设计（《园林谈丛》），通过种种分析推测，认为完全可由风水思想的有关理论得到明确的阐释。如北障陵寝为底景的后龙能挡风，迎纳阳光，夏季招来凉意，使天际远景有个悦目的收束；左右阜丘环护，称为青龙、白虎二砂山，符合“以其护卫区穴，不使风吹，环抱有情，不逼不压，不折不窜，故云青龙蜿蜒，白虎驯服”的风水理论；而居于陵寝南面为对景的岗峦，近称案、远称朝，则符合“穴前无山，则一望无际为前空”、“易野一望无际，有近案，则易野之气为之一收”的理论。[6]上述事例正是风水理论景观规划思想的体现。现代著名规划大师吴良镛院士在对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的园林环境规划时就以风水理论进行规划布局的。[7]
三、园林植物的种植配置
按照风水理论的观点，理想的风水地不仅形局佳、气场好，而且山青水秀、环境宜人。风水理论认为“草木郁茂，吉气相随”、“木盛则生”、“益木盛则风生也。”清《宅谱尔言·向阳宅树木》中有更详尽阐述：“乡居宅基以树木为毛衣，盖广陌局散，非林障不足以护生机，溪谷风重，非林障不足以御寒气。故乡野居址树木兴旺宅必兴旺，树木败宅必消乏。大栾林大兴，小栾林小兴，苛不栽树木如人无衣，鸟无毛，裸身露体，其保温暖者安能在欤……惟其草茂木繁则生气旺盛。护阳地脉，斯为富贵坦局。”《周易阴阳宅》也有类似的记述。说明园林树木景观对形成“吉地”、“龙穴”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风水思想十分重视种植园林树木，主张在城镇、村落、居宅庭院内外种植园林树木。这样可以起到挡风聚气的功效，还能维护小环境生态，使村落、庭院小环境在形态上完整，在景观上显得内容丰富和有生机。清林枚《阳宅会心集》卷上“种树说”载：“于（村落）背后，左右之处有疏旷者则密植以障其空”、“稀薄则怯寒，过厚则苦热，此中道理，阴阳务要冲和。”强调园林树木种植配置要适当，不要过稀和过密。风水理论对园林树木种植配置的方位、品种也有特殊要求。如不可在门前种植大树，“大树压门，无女少男”、“大树当门，六畜不存”，门前有大树易隔挡阳光，阻扰阳气生机进入屋内，同时屋内阴气不易驱出，还使人出入不方便和易招雷击。
清高见南《相宅经纂》则规定：“东种桃柳，西种栀榆，南种梅枣，北种柰杏”、“中门有槐富贵三世，宅后有榆百鬼不近”、“宅东有杏凶，宅北有李、宅西有桃皆为淫邪”、“门前喜种双枣，四畔有竹木青翠则进财。”风水理论的这些特殊要求，貌似无稽之谈，实则具科学道理，不仅符合园林树种的生态特性，而且咳满足改善城镇、村落、居宅庭院的小气候和人们观赏的要求。风水理论中重视园林树木景观和配置的思想无疑中国传统园林的营建和园林植物的配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日本最早的造园学著作《作庭记》中，可以完全清楚地看到风水思想对园林植物种植配置的显著影响。其“树事”载：“在居处之四方应种植树木，以成四神具足之地。经云：有水由屋舍向东流为青龙。若无水流则可植柳九棵，以青龙。西有大道为白虎，若无，则可代之以七棵楸树。南有池为朱雀。若无，则可代之以九棵桂树。北有丘岳为玄武。若无丘岳，则可植桧三棵，以代玄武。如此，四神具备，居此可保官位福禄，无病长寿。”[8]众所周知，日本造园艺术是从中国传去的，中日园林艺术存在着渊源关系。《作庭记》中所反映的日本平安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晚唐、两宋时期）的造园思想和手法，也可以说反映了唐宋时期中国园林艺术的一些重要内容。风水术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东西，若不曾对中国园林产生过重要影响，则很难理解风水思想会对日本园林产生如此之影响。
四、园林组景
中国传统园林的组景，因地制宜，随形就势，构思高超，极富变化。主要表现手法有借景、对景、点景、补景等，这些手法均与风水理论有着很深的关连。
1．借景：借景是中国传统园林最常见的表现手法。“园林巧于因借，精在体宜”是《园冶》中着重提出的艺术手原则。从《园冶》中对借景手法的记述，可以看出是受风水思想的影响。如在卷十“借景”中说：“构园无格，借景有因。……林皋延竚，相缘竹树萧森，城市喧卑，必择居邻闲逸。高原极望，远岫环屏，堂开淑气侵入，门引春流到泽。”[9]可见，这种园林空间与风水地空间结构是一致的。卷一“园说”中有“萧寺可以卜邻，梵音到耳；远峰偏宜借景，秀色堪餐。紫气青霞，鹤声送来枕上。”[10]等记载可与风水思想相印证，风水和造园理论中均把有“紫气”、“青霞”的地方，看作是最有生气的祥瑞之气地。皇家园林颐和园无论是前山还是东堤，或是泛舟昆明湖上，均能看见西山、玉泉山的景致，就是借景西山。无锡名园寄畅园就是近借锡山、惠山的景致，是园林借景手法的典型。借景作为“林园之最要者也”的艺术手法还演变出许多形式，主要有远借、近借、邻借、实借、虚借、镜借以及应时而借，无一不同风水理论有关联。
2．对景：对景一般是通过营建园林建筑来实现的。宋朱长文《吴郡图经记·南园》中有：“亭宇台榭，值景而造”的论述，“值景”是面对风景，就是对景。清代李渔《闲情偶记》中论园林窗户时说：“开窗莫妙于借景。”讲的也是对景，主要利用门窗对景。这种对景的表现手法也是从风水理论中变化而来的。风水理论中的“朝山”、“案山”就是园林中的对景，案山就是四神中的“朱雀”，位置在前，与主山相对，又称“宾山”；离得太近又不太高的山称“案山”或“座山”；离得远且高的山则称“朝山”或“望山”，前者相当于园林中的近对，后者相当于园林中的远对。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在扬州瘦西湖畔蜀岗筑建平山堂，“坐堂中，望隔江诸山，如似都与山平列”，这正是对景的佳例。从风水理论的角度进行诠释，平山堂所对的镇江三山就是“朝山”。井邑之宅的庭院园林也能分清风水中案山、朝山的对景，如《阳宅会心集》中说：“一层街衢一层水，一层墙屋一层砂，门前街道是明堂，对面屋宇为案山。”可见园林中利用窗格洞门对景正是其理论的变异。
3．点景：点景是造园者用较少的笔墨，略施小筑，可使园林注入灵气，顿时移情生辉，成为有机的空间图景。这种手法也是从风水理论中变化而来的。北京颐和园昆明湖约2500亩，浩渺广阔，造园家在园林结构布局时借用风水理论的“点穴”手法，在湖中疏密合宜点缀龙皇庙岛（南湖岛）、藻鉴堂、治镜阁以及凤凰墩等小岛，达到了景观上的和谐。
4．补景：补景也是中国传统园林的组景手法之一，在平地或无山的地方造园所进行的人工堆山掇石、挖池引水等方法就是补景。它是从风水理论中的“补风水”、“培风脉”变化而来的。如山欠高以塔或亭增之，砂不秀育林美之，冈阜不圆正加土培之，水无聚疏导浚之，宅后植风水林，宅前凿畔池都属于补景一类。这种补景手法既增加了园林的生机，又丰富了景观的空间层次。
五、水口园林
水口是指某个风水地中水流之去处，“水口者，一方众水所总出处也。”[11]中国人在“天地为庐”的思想支配下，将某些经过良好围合的露天空间与人工环境融为一体，水口被视为村落的门户与灵魂。水口一般处在两山夹峙狭窄处，随着山势的蜿蜒以及茂密树木和众多建筑的遮掩，形成了一个狭小的入口，容一条小路及溪水弯曲而过。在讲究聚族而居的古代徽州人特别重视水口地带景观的建构，在村落的出入口即“水口”地带建造园林，以作为村人聚玩憩闲之地，有人称之为“水口园林”[12]这种园林的形式与通常园林所不同的主要是以变化丰富的水口地带的自然山水为基础，因地制宜，巧于因借，适当构景，形成了“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特征，使山水、田野、村舍有机融于一体，“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工。”徽州《仁里明经胡氏支谱》记考川仁里的水口园林是：“水口两山对峙，涧水匝村境，……筑堤数十步，栽植卉木，屈曲束水如之字以去。堤起处出入孔道两旁为石板桥度人行，一亭居中翼然，……有阁高倍之，……榜其楣曰：文昌阁。”表明仁里水口结构完全符合风水理论的“水口”结构，景观的布局则完全是园林式的。再如徽州岩寺水口园林是当地颇有名气的凤山灵境，这里有七层明塔一座，可登塔俯览全镇，远望黄山天都、莲花二峰。塔下筑有凤山台，台上建有三元阁，供村人休息观景。其间遍植水竹，一片翠绿。又有枫树成林，深秋之季，红绿相映，景致无上。跨溪水有余公桥与北岸相连，有一寺名“芥庵”。傍水又小亭一座，坐亭中，观宝塔，则塔影桥虹，构成一幅完美的图画。可惜的是今已被破坏得面目全非。徽州地区像这样的水口园林比比皆是，歙县的檀干园、黟县的西递、宏村等就是集水口和村镇于一体的园林。清康熙年间的徽州人方西畴《新安竹枝词》对徽州水口园林景观作过生动的描述：“故家乔木识楠，水口浓郁写蔚蓝，更着红亭供眺听，行人错认百花潭。”[13]可见，徽州水口园林正是中国传统园林中风景构筑与风水理论有机结合的最好体现。
注释：
[1]陈植等注：《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第57页，安徽科技出版社1983年版。
[2]陈植：《园冶注释》第56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
[3]陈植：《园冶注释》第62—64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
[4]、[5]、[6]王其亨主编：《风水理论研究》第7页，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7]吴良镛等：《基于儒家美学思想的环境设计》，载《中国园林》1999年第6期。
[8]刘托：《两宋私家园林的景物特征》，载《建筑史论文集》第十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9]陈植：《园冶注释》第234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
[10]陈植：《园冶注释》第51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
[11]缪希雍：《葬经翼》，《古今图书集成》卷670，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
[12]、[13]程极悦：《徽商和水口园林》，载《建筑学报》1987年第10期。转
